發布時間:2016-05-05 09:09:21 電商賣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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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,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《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入實施“互聯網+流通”行動計劃的意見》(下文簡稱《意見》),意見從12個方面對“互聯網+流通”行動計劃作了具體部署。在此次國務院所發布的這份《意見》中,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,發展農村電子商務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命題。
此前,在國新辦舉行的國務院政策吹風會上,商務部部長助理王炳南在介紹農村電商發展現狀時說,隨著政府推動和社會資本的介入,農村電商發展迅猛。到目前為止,我國共有涉農網站3萬多家,其中電子商務網站3000多家,2015年農村地區網購交易額達到3530億元,同比增長了96%。此外,目前農產品網絡零售額達到1505億元,發展農村網民達到5659萬人,新增網店達到118萬家,在全國1000個縣里,已經建成了25萬個電商村級服務點。
不過,王炳南同時也指出,我國農村電商發展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,包括農村基礎設施比較薄弱、電商人才缺乏、農產品競爭力不強,農村市場秩序不夠規范等。另外,和日本以及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,我國農產品存在流通環節較多、流通成本偏高、效率較低等問題,這大大的抑制了我國農村電商建設的發展速度。
在此次國務院發布的《意見》中,其中涉及農村電商的內容有以下三部分,分別是:“解決農村電商物流配送‘最后一公里’;加大農村寬帶建設投入,加快提速降費進程,努力消除城鄉‘數字鴻溝’;推動農產品由從農村到城市的上行渠道,引導電子商務企業拓展農村消費市場,鼓勵各類市場主體整合農村物流資源。”
此外,《意見》還指出,要鼓勵有條件的地方設立“互聯網+流通”發展基金,引導社會資本、境外資本加大對流通領域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應用的投入。
其實,從歷史來看,流通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不容置疑,作為生產和消費的中間環節,流通承擔著產品進入市場、實現價值和滿足消費需要的雙重職能,物流與生產密不可分。不過,對于流通軟硬件相對薄弱的農村地區,通過“互聯網+流通”的改革方式,是否有希望解決農村電商的眾多痛點問題?農村電商的主體工作者們——縣域政府領導者該如何將此番利好政策快速落地,切實解決農村電商目前存在的瓶頸問題?另外,專就農村電商領域而言,是否可以設立針對農村電商特點解決最后一公里難題的發展基金?
就此,浙江省麗水市農村電商服務中心主任、《電商參考》特約評論員、淘寶大學縣長電商研修班專家導師王軍龍,在接受《電商參考》記者采訪時發表了他的個人見解。
浙江省麗水市農村電商服務中心主任、《電商參考》特約評論員、淘寶大學縣長電商研修班專家導師王軍龍
農村電商的社會意義與蛋糕之大,政府與企業已經形成共識,所以才會有快速的爆發與推進,針對《意見》提出的核心內容,他從三個方面談了自己的理解:
政府:最后一公里“物流”與“商流“
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問題,在農村電商中被重點提及。根據數據顯示,在全國1000個縣里,已經建成了25萬個電商村級服務點。那么“物流”為什么還是不通?對此,我的建議是,政府現階段更應該重視“商流”。
目前解決農村電商“最后一公里”的主體,大致可以分為三類:一是“國家隊”,郵政、供銷社等;二是“土豪隊”,阿里、京東等;三是“諸侯隊”,趕街、淘實惠以及各地傳統商貿企業。這些主體在推進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建設中,或多或少還是需要政府在落地上的相關支持。那么在城市里的同類主體呢?目前,那些快遞企業好像并沒有在這個序列里面作為主角出現。為什么?我想,很大的原因就是“商流”沒有打通,市場實際情況還不能支持流通的市場要求。所以,政府應該對物流資源進行整合引導。
“政府搭臺、企業唱戲”,在目前的“最后一公里”問題上,“搭臺”的速度非常快,但是唱戲的主體培育較慢,其中的原因多樣。政府應該關注以下幾個問題:一是互聯網+流通不一定就是網店,也可能是線下線上結合;二是互聯網+流通不一定就是遠銷千里,也可能是城鄉互通;三是互聯網+流通不是串聯一根從田頭到餐桌的網線,也需要建立線下強大的支撐體系。
這些農村電商實際的問題與被驗證的事實,已經超出了傳統電商銷售模式的應用與理解,而更多的是在觀念和方法方面的重新定位與認知。所以,我建議政府應該從產業鏈提升、供給側的角度讀懂電商、規劃電商、實施電商,如此才能真正享受到政策紅利、把握時代機遇。
企業:把握產業鏈電商倒逼的機遇
農村電商在發展過程中,縣域涉農企業作為主體躍躍欲試,都希望在互聯網+流通的商貿變革中分一杯羹,但是僅僅鎖定產品的零售,通常結果差強人意,而且隨著互聯網越發普惠、產品與服務信息越發對稱,線上商品服務必然是越發激烈的。互聯網+流通”的改革方式向企業透析著更多的產業鏈機會。
在浙江省麗水市蓮都區有兩個典型的例子。一家叫綠盒電子商務有限公司,他們經營的是一個區域農產品上行服務平臺,公司定位做生鮮電商銷售,開始做B2C的模式時舉步維艱,后來重新定位作為農產品上行“電商化、品牌化、標準化”的服務機構,解決區域農產品賣的出、送不出的難題,配備了冷庫、異形包裝機、冷鏈車等配套設備,同時政府支持給予檢測、區域公用品牌“麗水山耕”的保障支撐,幫助到很多合作社與農業企業實施上行路徑的打通。
另外一家叫浙百味農業合作社,合作社的大米基本上通過電商渠道銷售,不過它不是自己零售而是網絡渠道供應商,但是大米的價格比傳統農企批發高出一元左右,為什么?因為合作社負責人做了兩件事:首先是經常拍攝生產種植過程的照片給到電商渠道代理商,讓他們有一手素材;二是一件代發,實現柔性生產供應,從供給側的角度增加了自己的服務價值。
服務商:帶給縣域的可以更多
鼓勵有條件的地方設立“互聯網+流通”發展基金,引導社會資本、境外資本加大對流通領域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應用的投入,這給縣域電商服務商釋放了新的信號與參與農村電商的機會。
目前的農村電商服務商,除了農村電商服務商建設布點,大都處于營銷策劃、人才培訓等軟服務層面,但是對于縣域及農村產業結構、硬件布局上還是很少的,“互聯網+流通”發展基金可以促進真正引擎式的發展抓手。目前也有一些縣域、服務商開始嘗試,如陜西洛川的蘋果產業,服務商開始涉及品種、溯源、品控等環節的重點投入;山東齊河的物流行業,提出“中國網倉”的定位規劃,企業開始布局智能倉儲體系,實現物流與快遞的協同產業升級。以此,實現縣域及農村電商真正的“標本兼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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